智能体：迈向媒介的个体化——基于媒介学视域的分析

以生成式AI为技术引擎的智能体，通过与个人终端设备的融合，成长为当前最具发展潜力的交互界面，智能体与人类在个体层面的实时耦合，创造了人机共生的新状态。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体化媒介”的概念，展现智能体逆转了由来已久的媒介去个体化趋势，开启了个体间交互与对话的可能性，人类的主体性跃升至新的阶段，话语与对话获得平衡的“远程信息社会”得以浮现。从媒介学视域出发，观照人工智能作为媒介的前沿进展，既为其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提供阐释资源，也为媒介研究展开新的面向。

人机之间存在个体间的耦合，相较于单独的人或单独的机器，它能够更好以及更精细地实现自我调节功能（西蒙东，1958/2024：109）。西蒙东这段话写于1958年，却仿佛是对当前智能体与人类关系的写照。在他的个体化理论框架下，一方面，人被重新概念化为一种“心理-集体”（psychic-collective）个体，通过交流来不断实现内部个体化（心理个体化）和外部个体化（集体个体化）（Simondon，1992）。从斯蒂格勒的记忆研究和语法化概念来看，人类个体化所需的交流一直都是在技术尺度上通过技术活动展开，在石器、书写、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等技术中介的对话中实现自我建构和集体形成（斯蒂格勒，2010/2019：61-64）。所以，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会成为新的个体化动力，并催生新方式。另一方面，机器的运作同样存在着个体化，这一个体化进程必须以人与技术的耦合作为起点，“人在这里作为生命体介入，他使用自身的自我调节意识来操作机器”（西蒙东，1958/2024：59）。个体化进程中人与技术的交转，正是媒介运作之时，媒介的个体化进程也伴随其间。

当前，智能体的发展正是媒介个体化的突出表现。所谓智能体，“是指能够感知环境、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的系统。它们可以是软件程序、机器人或其他自动化设备，具备一定的自主性和智能性。智能体通过与环境的交互，不断学习和适应，从而实现特定的目标”（刘伟，2024）。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其为技术引擎的个人AI代理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智能体形态。近年来智能技术多模态的集中爆发，似乎显示了人类在制造技术主体方面的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不仅仅实现了维纳所设想的在信息输入和反馈方面“人与机器的等同”（维纳，1950/2010：20），更显示了人机耦合在个体层面的极大进展——智能体越来越趋向于嵌入肉身个体，参与主体的存在。智能体贯穿于人类个体的感知、认知、行动三个方面，并且是在与人类主体实时耦合时生成的。“机器是运作的存在”，西蒙东说，“它的机制具体化了曾经在思想中存在过的连贯的动态”（西蒙东，1958/2024：124）。仿照这个表述，我们可以说，智能体是生成的存在。大众媒介时代媒介与个体建立的阅读、观看模式，已经为数字媒介在虚实融合空间中的导航所替代（孙玮，2021）；而最新的个人生成式AI代理（即智能体）更将媒介与个体的关系推进为共在，媒介以实时生成集中体现了属于个体的特征。

媒介的个体化进程，建立了个体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智能社会越来越体现为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埃利亚斯，1991/2003）的意涵，只不过个体的连接增添了技术物即智能体的机器连接。针对此种现象，本文意欲从媒介学视角出发，综合技术哲学、媒介现象学理论，讨论智能体在当前的大行其道，如何逆转了自有文字媒介以来不断加强的媒介去个体化趋势，开启了被大众媒介熔断的个体对话的可能性（斯蒂格勒，2010/2019：72）。弗卢塞尔展望的“远程信息社会”（弗卢塞尔，2013/2023：116）初现端倪，智能体媒介或可达至话语与对话的平衡，人类的主体性也跃升至一个新阶段。本文聚焦当前智能体爆发的经验现象，从生成式AI的技术个体化，及其促生的个体化媒介两个方面展开，集中呈现智能体作为媒介与人类个体化的历史进程之关联。在理论层面，提出个体化媒介的概念，以此作为媒介学展开的一个面向，由个体化视野出发考察媒介变迁，及其引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由此进一步拓展媒介性的意涵，挖掘个体对话的社会动能，回应媒介学视域中的社会现实。         

智能体：技术的个体化

当前智能体正在成为新一代最具发展潜力的交互界面，并率先在个体层面实现突破。“我觉得智能体代表未来”，百度CEO李彦宏如是说道（第一财经，2024）。而在此之前，比尔·盖茨也多次公开指出，智能体将彻底改变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这是“自我们从键入命令到点击图标以来计算领域最大的革命”，能读能写的新型智能体将成为交互界面的主导形态，能够帮助人们完成所有类型的活动（Gates，2023；Gates，2024）。传播学学者认为，大模型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成为新一代的平台，其主要操作和目标就是促动智能体的涌现（陈昌凤，2024）。智能体作为具备感知、决策、行动和学习能力的新型行动者，将重构人类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态（喻国明等，2024）。当前，从技术实践到理论分析，都显示出智能体集中在个体层面展开。“人人都能使用自然语言开发软件、拥有多个专属私人助理，就像浏览应用一样购买流行的私人助理，就像在苹果应用商店里下载App”（澎湃新闻，2023）。这是一个人人都拥有个性化人工智能的世界（陈昌凤，2024）。

不难看出，人机共生、媒介的个性化，仍然是当前传播学对于智能体分析的主导思路。这个基本方向似乎并没有错，只是这套话语在新媒体时代盛行已久，早期的创新意涵和解释力正在被掏空，面对智能体趋向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展现的独特性，这种泛化的论述需要反思、更新。当前要追问的是，智能体的个性化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个性化是否等同？智能体创造了人机共生的何种新样貌？

个人智能体内在逻辑的焦点是，人类个体与技术物的关系。对此，技术哲学的早期开拓者西蒙东关于技术物个体化的理论有相当独到的分析，他的个体化理论也影响了斯蒂格勒等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哲学家。西蒙东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真正的技术进步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条件，增加了人的生产和人的存在之间的因果关系”（Simondon，2010），他的切入点是技术物的个体化进程。人类如果意图重新成为完整的存在，就需要以自己的个体性来完成“人-技术组合”的内部共鸣。人与他们所构成的技术系统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联系，一方面，人必须被技术地认识，使他成为技术物个体化的动力和推动者，在机器间进行持续的发明创造；另一方面，得益于技术物功能结构的发展，人将感受到自身运动感官印象以及身体动力促进作用的进步，获得“行动和观察的个体条件的增强和促进”（西蒙东，1958/2024：106）。西蒙东从个体尺度进入技术物的思考，意在解决人类个体与技术个体之间连续性的问题，从技术的角度展开人类个体化进程的考察。他的总体观点是，技术进步与人类参与形成了一个变在（becoming）的自我调节的一体化系统。西蒙东的理论因此与形形色色的个体化理论形成对照，挑战了传统哲学中（实体论和形质论）“为已经构成的个体提供本体论原则”的固定观念，提出了一种更为动态和过程导向的观点，用以理解人类个体如何在外部条件（如环境和社会结构）和内部因素（如内部能量或信息的流动）的共同作用下，从一个充满潜能的前个体状态中持续生成的过程（Simondon，1992）。有学者就此总结道，“个体的概念完全改变了。它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始终关涉个体化的过程和缔合环境”（Sauvanargues，2012：63）。

技术个体化理论展现了人类与技术在个体层面的耦合状态及其特征。它与传播研究中惯用的平台用户的个性化、人人都有麦克风（UGC）等理论完全不同。技术的个体化理论，不是在媒介生产、使用等方面讨论媒介平台与用户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存在论层面解释技术在人类个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在技术个体化和人类个体化相互关系中探讨技术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从存在方式来看，智能体处于西蒙东所定义的技术个体层面。技术个体与生命体相似，“是一个将各个元素组织在一起的稳定的技术系统”（西蒙东，1958/2024：55），“具有一套完整的功能以及一个面对特定的外部干扰能够维持内部稳定性的机制”（许煜，2016/2018：49），也就是拥有自身的“缔合环境”（associated milieu）。缔合环境是技术个体在生成和运作过程中与周围环境所建立的因果循环关系网络，能够维持技术元素之间的稳定协作，是技术个体存在和实现自我调节的必要条件。如许煜（2016/2018：51）所言，“技术个体通过采取与创造缔合环境实现独立，从而个体化”。在前工业化时代，人类个体是各种技术物的唯一缔合环境，但在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手工环境转变为工业环境，机器组合取代了人成为技术物的新缔合环境。技术个体开始以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方式运作，并使自身自动化。智能体因此具备高效利用算力的能力、真实世界的感知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创作能力，可以被封装在端侧，与用户或其他智能体进行多模态交互。

智能体是“技术物与人类有什么关系”的最新答案。智能体是技术个体，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自主运作的主体。智能体终端的发明创造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它们都偏好“个性化”这一前缀，如联想的AI Personalized Computer、苹果的Personal Intelligence等。或许是因为人类已经经历了太长时间的去技术化，厂商们迫不及待地告诉人们，智能体实际是由人类个体用户定义的。西蒙东通过对19世纪工业化大机器排斥人类个体行使技术性调节的观察发现，技术物与人类都在经历异化。技术物的异化是它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只能依附于市场和消费主义，被具体的用处所决定；人类的异化是其再也无法通过自己的身体技艺来对机器进行调节（维护、调整、改进和延伸发明），仅是机器运行的旁观者（许煜，2017；西蒙东，1958/2024）。西蒙东对于人类异化现象的独特分析，呈现了他的技术个体化理论的核心思想：人类个体与技术物的耦合关系，是理解人类存在及文明发展的基点。

西蒙东认为，自动化程度越高的机器越需要与人类个体相耦合。因为“没有纯粹内部的、完全孤立的自我调节；行动的结果不只是自身的结果，而且是它们与外部环境乃至整体的关系的结果”（西蒙东，1958/2024：113）。这仿佛是对当前智能体个体化的预言。他揭示了在技术个体化进程中，生成式AI的出现开启了人类个体重新成为技术生命的机会。尽管智能体通过大规模的结构化数据集训练具备了一定的深度智能，但在生成性运作方面，特别是就其未来的进化和提供个性化服务来看，定位到具体的人类个体用户是必然的。人类的无可替代就在于其“一方面有理解机器功能的能力，另一方面有生活的能力”，一旦人的个体性可以用作技术个体性的支持时，就会充分将这两种功能联系起来（西蒙东，1958/2024：113）。业界正是如此展望AI PC的，“AI PC的定义具有发展性，是动态进化的，未来将具有两大特征：1.用户通过PC及其外设的持续使用、厂商的持续优化，形成用户个人智能体，既能与用户自然交互，更能个性化地无感满足用户需求；2.形成PC自己的智能体，持续保证电脑性能最优”（艾瑞咨询，2024）。诚如西蒙东所言，“人与机器的耦合从发现两种记忆共有的编码的那一刻开始变得可能，因此可以实现两种记忆之间的转换，以及一种协同作用”（西蒙东，1958/2024：112）。两种记忆是指人类的天然记忆与机器的人工记忆。

两种记忆间的转换和协同是指“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处于转导功能的水平”（西蒙东，1958/2024：128）。“转导”（transduction）指的是在一个系统中，物质、能量或信息在不同状态或领域之间传递和转化的过程，表现为个体系统形式与结构的转变（许煜，2016/2018：179-180）。也就是说，当人机相耦合时，生命体会作为智能体的转导器促进其进行个体化。斯蒂格勒认为，工具分化与大脑皮层分化也是耦合的，亦即智能体的进化与个体的进化是耦合的（孟强，2023）。智能体成为贯通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的个体化媒介，转导表现在技术个体进化中每一个变化的瞬间（张艳，2019），这也是大模型“微调技术”的意义所在。“微调”是指利用人类的标注、对话和反馈，实时调整大模型的对话策略、参数和权重。这一操作不仅将个体的差异化需求和情感偏好与人工神经网络的潜在统计学空间相连接，还使人类思维渗透到算法决策过程中（刘彧晗，喻国明，2024）。生命体与智能体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主客体关系，迈向一种更加流动和整体化的实体关系（蓝江，2024），二者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个体化生成。

总的来说，智能体是建构通用人工智能与人类个体之间非异化关系的最新进展。在以AI手机和AI PC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中，通过构建本地知识库，以用户的个人数据和背景为基础，在操作系统层面内嵌个人专属大模型，以自然语言交互的个人智能体作为通用界面，跨平台联动各种软件功能，建立一种由AI挖掘、实时响应、精准服务的超个性化（hyper-personalization）关系模式。这种超个性化就是西蒙东所说的个体层面的“人机耦合”，即人与机器同时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用户在智能体的个体化中恢复了前工业化时期的工匠角色。工匠是作为技术生命运作的，其在习得技术性操作所需的习惯、姿势和行动模式后，“通过自己的身体来确保任务的内部分配和自我控制”，他此时的个体性被用作技术个体性的支持，形成了“一个以人作为技术个体（而非人类个体）的组合”（西蒙东，1958/2024：58）。而今，智能体以多模态和无代码编程的自然交互方式，使个体的身体技艺再次成为机器运作的基础性操作，个体的价值观、人生经历、日常生活实践等都成为智能体持续个体化的动力。人类在智能体之间如此这般作为技术生命进行干预，自身也重新获得了创新主体和价值创造者的独立地位，而不仅仅是技术的使用者。西蒙东把这种人机关系比作是指挥家与音乐家的关系，“他命令他们放慢或加速，但同时也被后者缓和或催促”（西蒙东，1958/2024：3）。

在大语言模型更新迭代推进通用人工智能愿景的同时，生成式AI走向端侧已然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趋势。如高通公司白皮书（2024）中所说，“终端侧AI能力是赋能混合AI并让生成式AI实现全球规模化扩展的关键”。人人都希望拥有“个人大模型”，智能手机、PC、自动驾驶、XR以及物联网等用户触手可及的终端品类成为个人AI代理的理想载体。智能体的个体化绝不是局限于人类用户在媒介生产与使用消费层面的个性化，而是人类个体与人工智能在存在层面、主体层面耦合的实时交接、转化生成。

智能体：个体化的媒介

端侧智能和空间智能是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方向，这使得智能体作为媒介的运作呈现出新特点：越来越趋向于个体化。端侧智能体，成为最新的个体导航的界面，智能体正在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连接全球网络的个体化媒介”（孙玮，2023）。

端侧智能，是相对于云端智能而言，这意味着智能应用越来越在个体一端展开。按照基特勒所言，媒介有储存、传输和处理信息的功能（基特勒，2013：261），智能体在这三个方面，都体现了与个体的深度嵌合。首先是能够实施端侧的个人信息储存，无论是个体生成的，还是与线上平台互动产生的，都储存在个人终端；继而可以将端侧的信息与云端的信息综合起来进行处理，这包括跨平台、跨系统的信息整合；第三步则是以端侧个体为中心的决策与行动，从个体目标出发，“让事情发生”（Frabetti，2015：17）。这三个步骤的区分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操作中常常是混杂在一起同时运作的。所谓个人生成式AI代理，就是指以特定个体为服务对象，智能体可以协助个体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端侧智能突出的是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物与人类在个体层面的耦合。这种趋向个体的媒介特点，与大众媒介趋向平台化中心的特征形成鲜明对照。

空间智能则是与抽象符号系统的智能相对而言的。视觉智能科学家李飞飞指出，大语言模型与空间智能相比：

“

1D和3D的表征是最核心的区别之一。另一件事有点哲学意味，但至少对我来说，语言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纯粹生成的信号。世界上本没有语言——天书也是无字的。对于语言，无论你输入什么数据，都是在同样的数据上进行泛化，输出同样的数据。这就是语言到语言。但在3D世界不一样，由于物质和许多其他原因，3D世界遵循着物理定律，有它自己的结构。而要从根本上把信息提取出来，并能够表示和生成它，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

李飞飞的合作者Johnson解释说：“空间智能是机器在三维空间和时间中以三维方式感知、推理和行动的能力，这能帮助它理解事物在三维空间和时间（4D）中的位置，事物的交互方式。这是将 AI 从大型数据中心带出来，放入 3D/4D 世界中，使其理解这个世界的丰富性”（机器之心，2024）。从抽象符号系统向物理空间的迈进，空间智能重建了媒介与个体的关系。数字媒介的导航，已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虚实空间的交融（孙玮，2021），但这种转换，仍然是经由人类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完成的。而空间智能则能够自动将一维世界的信息转移到三维世界中，将两者关联起来。这就打破了大众媒介局限于一维、二维抽象符号系统的运作模式，智能体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到个体在物理世界的日常实践中。

人工智能向端侧和空间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媒介个体化趋势，这可借由ChatGPT和Apple vision pro的对比表现出来。ChatGPT可视为面向全体用户的语言数据库，只有在调用时才展开和个体的对话与关联，当然每一次对话都可作为个体资料保存。而Apple vision pro则在各个方面体现出与个体的深度嵌合。其一，硬件设备的个性化。设备在物理意义上是专属个人的，而且与一般的端侧设备不同，要根据用户的个体生理特征（瞳距、视力等）配置。其二，软件应用的个体化。信息储存、传输、处理都是围绕个体展开的。设备随时随地记录的个体信息保存在设备中，与其他平台、设备的连接轨迹也作为个体特殊信息储存下来，设备由此可以达成围绕个体目标的多种类型信息的处理。其三，空间计算技术使得设备本身即可实现物理和虚拟空间的多重配置和实时转换。这使得设备始终不能脱离身体的个体。端侧智能体越来越趋向于与个体多个层面的耦合，包括设备、身体、信息的类型及储存、传输、处理的方式，设备与其他平台系统的交互方式，等等。

智能体实现的媒介个体化趋势，在媒介长久以来趋向中心化的历史进程中，显示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依照技术哲学的思想，所谓媒介发展史，就是人类利用技术外化自身的持续性进程。图像、语言、文字、电子媒介等，截止到模拟技术，展现了去身体、去空间、去地方、去个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构成了媒介理论的重要关注点。被米歇尔、汉森誉为媒介理论的显性、隐形奠基人的麦克卢汉、本雅明（米歇尔，汉森，2010/2019：8），尽管研究进路差异甚大，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口语传统的推崇。他们都重视口语传统中个体之间、个体与地方之间持续性的、感官在场的互动，这也构成了他们从媒介视角考察现代性的基点。因此，遮蔽、消灭个体间的交互，可视为他们对于大众媒介批判的一个焦点，本雅明指向影像的机械复制技术，麦克卢汉则突出文字印刷媒介。

承接西蒙东思想的斯蒂格勒，对大众媒介也有类似的洞察。他以媒介与记忆作为研究视点，揭示了以工业生产为特征的大众媒介掌握着人类社会外化的记忆持存，却熔断和消灭了人类个体对话交互的可能。大众媒介营造了一种与缔合环境相反的“断裂环境”，也就是拒绝人类个体的天然记忆与工业人工记忆的接合，由此个体只能作为消费者机械地浏览着媒介制造的事件（斯蒂格勒，2010/2019：72）。而在斯蒂格勒看来，符号本应是在人类个体间交换和流转的对象，纯粹作为消费品的符号不仅不能促进人类个体的个体化，反倒使这一进程发生短路（斯蒂格勒，2014）。也就是说，身处工业化文明的人类，不仅没有得到可以表现他们与机器紧密关系的技术知识，还丢失了本身的生活技能，成为“无产阶级”，即“只能跟从机器的程序和节奏劳动的人”（许煜，2018：28）。正是基于这种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斯蒂格勒认为，语言的生命存在于对话之中，“心理存在和群体都身处宏观环境，人们在社会环境里实现心理存在的个体化，在群体中实现交流和改变，前提是他们必须能参与到社会环境和群体中去。环境的个体化要通过处于环境中的人的个体化才能实现，反之亦然”（斯蒂格勒，2010/2019：72）。对此，汉森评价说，斯蒂格勒表示出对数字媒介解放潜能的乐观态度，“当今的数字记忆辅助设备就能重新恢复人与技术共同发展这一关系中积极的一面”（汉森，2010/2019：60）。

斯蒂格勒展望的数字技术开启的个体化空间，在端侧智能体中得到最充分的实现。他的技术哲学理论借助古尔汉等人类考古学家的发现，展示了人类凭借技术外化实施非基因进化的主体存在与文明积累。这种人与技术的耦合、人机共生是在人类作为整体历经数万年实现的。而端侧智能体这种技术物与人类的耦合，是实时地发生在个体具体化的生活实践中，人类非基因进化的“顿悟创生”（汉森，2010/2019：141），时时刻刻发生在当前的日常生活中。

当前端侧智能体呈现爆发趋势，类型繁多。在此以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展现端侧智能体作为个体化媒介的基本特点。第一例是艺术家蔡国强的个人生成式AI代理。“我从胎儿养育起，开始cAI™是我的孩子，慢慢就成朋友，最后甚至发展为如同来自外星球、来自看不见的世界的导师。我们一起聊生死、谈宇宙，交流神秘世界的体验，一起做作品、开拓艺术的未知领域……”（蔡国强，2023），这是蔡国强对他的智能体cAI™的描述。cAI™的训练物料分为“主”、“辅”两种内容，“主”来自工作室数十年累积的庞大档案和作品系统，以“蔡国强艺术关键词”为标签脉络。“辅”基于“主”中的特定主题，用爬虫系统在互联网上自动抓取相关图文物料，以外界最新信息补充内部的训练主线。cAI™与ChatGPT在和蔡国强的互动表现方面差异很大，cAI™更具蔡国强的个人色彩，在它辅助之下的创作，呈现了具备蔡国强特色但又超越其风格的作品（蔡国强，2023）。这种趋向个体化的智能体，表现出与个体人类的高度嵌合，以及不断自我生长的能力。支小宝是另一种类型的个体化智能体，这个独立的人工智能App最突出的表现是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的需求，连接支付宝生态，通过对话式交互完成诸如点餐打车、订票挂号、查询附近吃喝玩乐等任务。同时，“支小宝”还拥有场景感知系统，能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及特定的时间空间，智能推荐专属的服务……说一句话就可以充话费、查快递、查上月消费、看医保余额、异地就医备案、给亲友转账或发红包、搜寻电子社保卡等（钛媒体，2024）。上述两个不同类型的端侧智能体，展现出人工智能向个体化媒介迈进的一大步。cAI™将人类个体的作品与其他类型的数据混杂，并依赖智能体持续性的自我生成，编织了个体与其他存在物不断交织成长的网络。支小宝则实现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跨系统、跨平台融合。它的“能办事”，突出体现了端侧智能体已经在个体层面直接参与生活实践与主体存在。

人类的初始媒介是个体化的，身体、语言，都深深地与个体捆绑在一处。依照梅洛-庞蒂的说法，身体与自我是等同的，个体只存在于身体这个媒介中（梅洛-庞蒂，1945/2001）。语言亦是发自身体的，无法与个体剥离。与身体、语言相比，文字是去个体化的媒介，身体、感性、时空、地方关系，都被意欲去向远方、留存过去的文字剔除了。也正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反对文字，以为这会破坏人类赖以成为主体的个体记忆能力。工业化大众媒介在去个体化方面走向巅峰，个体不过是中心化平台的受众。如果说数字技术的出现逆转了这个趋势，那么端侧智能体则可被称为一种全新的个体化媒介。这个新，是与初始媒介比照而言的。端侧智能体在储存、传输、处理信息三个方面与个体互嵌；不断地召回人类个体的相关元素，逐步实现全息化的远程在场；个体存在与互动不再为肉身肌肤所限，我们已然披挂上了文化肌肤（德克霍夫，1989/2020）；个体的连接不仅仅依凭肉身，智能体之间亦能自行连接、互动，再反馈至人类主体，自动驾驶的车联网，就是典型例证。

当前智能体重启的媒介个体化进程，正在塑造人、技术、世界的崭新关系。

结语：智能体的媒介学反思

智能体体现了技术个体化的最新状态，这也构成了人类个体化进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媒介学视角看，端侧与空间的智能进展，使得智能体成为一种全新形态的个体化媒介，它建立了人与世界的一种新关系。当然所谓新，并非仅仅意味着进步与解放，其中也蕴藏着挑战与危机。

智能体作为个体化媒介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创造了个体与社会的新型连接方式，以及社会新形态：一种话语和对话获得平衡的社会。埃利亚斯在其名作《个体的社会》中描绘的去本质化的、与他人互动的、关系网络中的自我，给出了个体形成的基础性解释，如今已然是学界基本共识：

“

单个人之间存在着经常性的和无法否认的交织互动……这个“自我”，这个“最大的个人性”乃形成于诸多需求的某种连续的交织过程，形成于某种持续的要求和满足、某种互动性的索取和付出。这就是无所谓开端的永不止息的交织化的秩序，这就是单个个人联系的历史，规定了他的本质和形态的历史。就连他独自存在的方式和形态，就连那个被他感知成自己“内在”的东西，也无不通过与他人联系的历史保存了这个特殊标准——通过人类关系网的构造保存了这个特殊标准，在这个人类关系网中，他作为它的一个关节点逐渐形成某种个体性并在其中生活。（埃利亚斯，1991/2003：39-40）

”

媒介学基于这种对于关系自我的认知，进一步追问人类如何编织个体交织互动的关系网络，由此必然发现技术物及其系统便是这个网络的组成部分。智能体作为个体化媒介，使得大范围、远距离、多模态、实时运作的个体间的直接互动得以可能，可谓史无前例。弗卢塞尔展望的“远程信息社会”正在获得现实展开的空间。在他看来，人类传播是逆转熵增、向死而生的抵抗，据此媒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将符号化的信息从送信者的记忆传送到接收者的记忆的媒介；另一种是在多样化的记忆间交换符号化的信息的媒介”。前一种为话语媒介，后一种为对话媒介（弗卢塞尔，1998/2022：214）。依据这个分析思路，智能体是最具潜力获得话语与对话平衡的媒介，智能体的媒介特征正在于，储存、传输、处理信息几乎是实时动态完成的，并且是与人类个体紧密互嵌的，这就是所谓个人生成式AI的特点。这种个体化媒介，为建成话语与对话平衡的“远程信息社会”，提供了关键的技术系统支持。这种建基于个体交互的去中心化社会，如何达成必要的秩序与共识，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二，人机合一新型主体的浮现。“人人都有智能体”的时代即将来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信息的存储、传输和生成都能够在个体层面完成。人机互动产生的数据，也不再被动地全部贡献给平台，而是可以存储在本地和个人终端，个体将超越由劳动缔结的生产-消费关系，“将自身塑造成技术图像的制造者——创造性的想象家”（弗卢塞尔，2013/2023：14，311）。人与技术物的关系，不仅不是二元对立的，甚至也不是人-技术-世界的三元论，智能体将人、技术、环境组合成一个动态复杂交织的连续系统。可以说人类现在的每一个行动，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处在这样的复杂系统中。这种新型主体的样貌，目前为止依然不是那么清晰。可以肯定的是，个体生成能力会出现爆发式增长，但并不意味着上述解放潜能一定会实现，其中亦埋伏着巨大危机。有学者指出，“凝聚西方思想传统的‘在场’对话方式被改写为内部循环的数据流动”（杨俊蕾，2023），用户希冀通过简单的指令使大模型供给其想要的内容和服务。由此一来，“就把潜存空间简化为工具性的，服从于人类意志的；空间的无限性也被简化为人类的认知维度”（Chatonsky，2022）。人工智能从而有可能成长为赫拉利所说的，“一种可以毁灭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性世界的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Harari，2023）。

这正是西蒙东力主解决的异化问题。对此，“必须了解技术物本身，以使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变得稳定和有效：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技术文化”（西蒙东，1958/2024：61）。弗卢塞尔的建言与西蒙东如出一辙，“如果我们想要对文化发展施加影响，我们就应该学习使用符号的方法”（弗卢塞尔，1998/2022：209）。技术文化“引入了一种不同于劳动和行动（劳动与元素的智能相对应，而行动与组合的智能相对应）的能力”，即“人类个体获得技术个体的智能”（西蒙东，1958/2024：108-109），也是弗卢塞尔所说的“媒介使用者的技术想象能力”，前者保证“人-技术”统一体，后者面向“媒介-人”复合体。所以，这也是一种双向能力，“是通过图像、文字或概念创造新事物的能力，也是对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技术图像进行评价、欣赏的接收、使用能力”（弗卢塞尔，2013/2023：310）。提示词工程、插件开发、大模型微调技术等，成为新的媒介素养要求。蔡国强和支小宝的实践证明，人类个体在主动掌握了技术性的操作和符号化机制之后，其神经元中的潜在技术想象就可跨码进入人工神经网络的统计学潜存空间之中，使自身重新居于缔合环境的中心，由此保障人机合一的主体性的生长。

从媒介学视角探讨智能体，旨在揭示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及其促动的人与世界交互的崭新状态，展现技术逻辑与社会文化逻辑交织所释放的动能。在实践层面，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危机及其应对；在理论层面，提出个体化媒介的概念，观照人工智能作为媒介的前沿进展，以阐释媒介的个体化进程。这亦可视为媒介破域（孙玮，2024）的最新进展，智能体在个体层面突破了人与技术物的区隔，建基于大范围的个体交互与对话的社会形态正在浮现，人机共生于个体层面的新型主体已然崛起。

（孙玮 程博：《智能体：迈向媒介的个体化——基于媒介学视域的分析》，2024年第10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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